年正月初三，一个寒风凛冽的上午，在北京西郊某刑场，一群荷枪实弹的法警，神情庄重地肃立在那里。
随着一阵尖利急促的警笛鸣叫，一溜红蓝相间、警灯闪烁的警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了刑场，车门从后面打开了，5个身着紫红囚服、魂不附体的罪犯被推下了囚车。
死囚们步履蹒跚地挪向法警指定的、应该属于他们的那个位置。他们的步子迈得特别慢，似乎故意在磨蹭时间，以延缓“大限”的到来；也可能是怀有某种妄想，以期盼奇迹的出现，来挽救他们即将灭亡的年轻生命。
是的，他们的确太年轻了，连执行过无数次任务的法警，都惊奇地看着他们，看着他们那一张张充满雅气的脸。
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不过24岁，最小的才19岁，这意味着在一年前，他们刚犯下这弥天大罪的时候，其中有的罪犯刚够法定的成人的年龄。
更使法警们惊奇的是，在这5个年轻的死囚里面，竟有两个是正值芳龄、姿容姣好的女性！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时候、这样的场合，如果让她们换上新款的时装，佩上精美的首饰，再施以入时的化妆，让她们走在大街上或站在流光溢彩的宾馆饭店门口，她们绝对是拥有很高回头率的美女。
然而，此时此刻，这一切都不过是浪漫的想象而已！黑洞洞的枪口已经指向他们的后脑勺，法警们的食指已经搭上了扳机，死神已经攫住了他们的灵魂！
“预备！放！”
随着法官一声令下，随着一阵疾风扫落叶似的枪响，5名年轻的死囚，像被狂风削去了半截的高粱杆似的，齐刷刷地倒在了地上。
一阵狂风卷起冬日干燥的黄沙，撒在地上紫黑的污血里，附着在他们已无血色的脸上，把他们肮脏不堪的脸弄得更加狰狞丑陋。
枪声，给这起震惊京城的特大案件画上了句号！
罪犯已经命归黄泉！罪恶得到了惩处，耻辱得到了昭雪，正义得到了伸张。但此案给我们带来的强烈义愤，给一切富有良知的人们所留下的警示和思索，却没有丝毫的冲淡，仍是那么忧郁，那么触目惊心。
年8月6日傍晚，在北京朝阳区东直门附近的一条林荫大道上，一个穿着入时、模样清纯、约摸十六七岁的少女正款款走来。
这是个看上去很可爱的女孩子，白白净净，圆圆的脸庞，大大的眼睛，尤其是一头乌黑的披肩发，还有那优美的曲线，都使她洋溢着青春的魅力。
夏日，漂亮的女孩真是都市一道美丽的风景！
此刻，她走在清风拂面的大街上，天边的晚霞把她的脸映得红红的。她东张西望，边走边遛达，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。好像在等人，也好像在找人。
她叫陶芳，芳龄17岁，是北京某中学刚刚毕业的应届高中生。一个月前，她参加了高考，这几天，高考录取分数刚下来，她的分数比预想的略低一点，但总的来说，还算是过得去的，重点名牌大学不敢奢望，普通大学或许能够录取她。
像同龄人一样，陶芳是一个富有幻想的女孩。她的家境十分宽裕，父亲是北京某工厂的厂长，母亲是一家商行的老板。
她是个独生女儿，可谓父母的掌上明珠。这就不难想象，在这个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，他受到的是怎样的宠爱和呵护！
时装、名表、昂贵首饰和传呼机，这些在当时本属成年女性的消费品，都过早地“装备”到了这位中学生身上，使她较之同龄女孩子，过多地享受了现代物质文明的优越。
过早的享乐，也使情窦初开的少女过早地涉入了爱河。尽管她才17岁，但在爱情的履历上已经填写过两个男孩子的名字。
第一个是她的高中同学，他们曾经不顾校方的禁令，偷偷地相爱了，可惜终因双方对“爱情”太懵懂，彼此都太草率，而使这场游戏般的“爱情”无疾而终。
前不久，这位不谙世事却又感情丰富的女高中生，又交了一位男朋友，是某宾馆的保安。这几天，正焦急地等待着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她有些百无聊赖，她的男朋友就常来陪她。频频的约会，多少能够给她排遣一些紧张高考之后所惯有的空虚和失落。
这天下午3点多钟，她正和男友在自己的家中你侬我侬，突然桌上的传呼机响了，拿起一看，机上显示了一个陌生的号码。
她赶紧跑到对面不远处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，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，音调有些轻佻，说了几分钟的话，陶芳才知道对方是一个外号叫“猴子”的人。
她记得是在一个朋友家认识他的，大名叫侯登榜，二十二三岁的年纪，骨瘦如柴，一脸猴气，故而得此绰号。
这“猴子”并不是美男子，女孩子大概不会喜欢这样尖嘴猴腮的男人，所以初次见面，陶芳对他并无什么印象。
不过，这家伙讨好女孩子毕竟有过人之处，皮厚嘴甜，之后又来找过陶芳几次，每次花言巧语，竟使天真的少女对他萌生了几分好感，虽谈不上交谊颇深，也算是有几分投机。
现在，这位“猴哥”在电话中，邀请陶芳晚上去他那里打台球，她几乎未假思索就答应了，他们相约晚上8点在兆丰市场门前公用电话亭碰头。
此刻，走在大街上的陶芳步入一个长长的小胡同里，在一个小四合院门口，她叩响了一扇门。门开了，露出了一张更年轻的娃娃脸。
“陶芳姐！”长着娃娃脸的少女高兴地叫了一声。
“凌洁！你在家呀！我不知道你在不在，顺路儿过来看看！”陶芳显得兴高采烈。
陶芳之所以来找凌洁，是因为她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凌洁的父亲凌卫平正好是陶芳母亲所在商行的副经理。由于这层关系，两个女孩子交往甚密。
看上去，凌洁比陶芳小得多，白净的脸上甚至还没有泛起少女的红晕，明亮的眸子里闪现着孩童般的天真和纯洁。
她今年刚满13岁，是某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学生。凌洁虽只比陶芳小4岁，但无论是形象上和情感经历上都相去甚远。
陶芳成熟、活泼，凌洁单纯、文静；陶芳热情外向，凌洁沉默寡言。但这并没有妨碍她们成为好朋友，虽然她们既不是同学又不是街坊。
“什么事呀？陶芳姐！”凌洁颇有些纳闷。
“是这样的。有几个朋友约我晩上出去玩，这几天在家挺闷的，我也想散散心，就答应他们了。如果你晚上没有事，就和我一起去吧！”陶芳很真诚地道出了初衷。
对这位姐姐的话，凌洁向来言听计从。反正放假了，晚上在家也没有什么事，她想了想便同意了：“成，咱俩就一起去吧！”
凌洁梳理了一番缎子般乌黑的学生短发，换上新买的浅黄缀白花的连衣裙，穿上高跟凉鞋，愈发显得亭亭玉立、秀气俊俏。
陶芳情不自禁地夸了一句：“凌洁，你真招人喜欢！”
凌洁腼腆地笑了笑，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四合院。又走了一段路，就来到了胡同口，陶芳伸手拦了一辆夏利出租车，对司机说：“去兆丰市场！”司机点点头，示意她们上车。
出租车载着两位少女绝尘而去。两位天真烂漫的姑娘在车上有说有笑，十分轻松地谈论着女孩子之间的话题，甚至，陶芳还向凌洁谈到了将要谋面的那位“猴哥”的趣事。
然而，她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一个可怕的陷阱正在等待着她们！阴谋正在悄然逼近！这趟没有任何凶险迹象的约会，将使她们蒙受多么巨大的耻辱和摧残！她们轻率的决定将使她们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！
出租车在兆丰市场喧闹而又脏乱不堪的菜摊、肉食铺前停下，两个少女下了车。
这是一个周末的傍晚，街上人群熙攘，散步的情侣、购物的主妇、过路的行人把这条不算开阔的商业街塞得满满的。
陶芳和凌洁刚在约定的电话亭旁站定，就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陶芳，你真准时呀！”
随着声音，一个中等身材、身体精瘦、理着小平头、上身穿着一件十分招眼的花格衬衣的男青年出现在她们面前。此人正是侯登榜。
他的旁边还站着一男一女，男的约摸20出头，个子瘦高、皮肤白皙，头发蓬松，显得很斯文，像一个大学生；而那女的，模样挺俊俏，波浪式的披肩发，一袭浅绿色带白花的连衣裙，乍一看颇有点大家闺秀的风度，可细看上去她脸上浓妆艳抹，而厚厚的脂粉也没有遮掩住满脸的倦色和专横，尤其是那双大眼睛中流露出一股寒冷而凶险的目光，使人不寒而栗。
她的打扮和形象让人很难判断她的身份，是公司雇员？待业青年？打工妹？还是“三陪小姐”？
陶芳还没有来得及细想，侯登榜就大大咧咧地走过来了：“哇，陶芳，你比以前更漂亮了！真是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啊！”
陶芳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侯哥，你别老夸我啦！真正漂亮的是这位！”她指了指身旁的凌洁。
“哦，我还没来得及给你介绍哩！她叫凌洁，我的好朋友。她爸和我妈是一个单位的。”
“凌小姐，真是幸会！”侯登榜眉开眼笑，伸出手使劲捏着凌洁的手，长时间不松开。
凌洁有些不快，又不便发作。
“对呀，陶芳，我也给你们带来了两位新朋友！”侯登榜松开手，指着一直站在他身旁默不作声的二位：“这位是杨红小姐，他叫郑文西，都是我的朋友！"
“你好！”“你好！”四位新朋友彬彬有礼地握了手。
之后杨小姐提议：“我们一起去吃点东西吧，我还没有吃晚饭呢！”
侯登榜马上附和：“好啊，我也没吃饭！怎么样，你们二位也去吃一点吧！”
陶芳、凌洁未置可否，随他们三人一起来到了兆丰市场后面的夜市，在一家小食店里，炒了几个热菜，每人要了一杯啤酒。
席间，他们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。侯登榜说他最近做成了几笔生意，心里特高兴，就想找时间出来“乐一乐”。
郑文西跟着帮腔，吹嘘跟着侯哥真是学到了不少本事，既赚足了钱，又长了见识。只有那个叫杨红的女人没有吭声，光顾着喝酒吃菜，陶芳和她搭讪，间一句她答一句。
通过简单的对话得知，她老家在东北，是黑龙江省人，今年刚18岁，但两年前就来闯北京了，现在自己开了家个体饭馆。别的她就什么也不说了。
她对闲聊兴致不高，似乎不想让陶芳她们知道得太多。吃饭中间，侯登榜一个劲地给凌洁夹菜，陶芳和凌洁都是吃过晩饭的，凌洁便对侯说：“不想吃了！”
不料杨红突然冒出了一句：“有你吃的时候！”说得凌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他们几个人边吃边聊，过了一个多小时，杨红去结账，陶芳抬腕看了看表，已快到10点。他们走到小食店外的马路上，这时路上的行人已经稀稀落落，一阵晚风吹来，挺惬意的。
“怎么样？一起去玩会儿吧！”侯登榜满脸通红，喷着酒气说道。这家伙显然不胜酒力，喝点啤酒就成了“红脸关公”。
“去哪儿玩呀？”陶芳问。
“去杨红的宿舍吧？她那里既偏僻又安静。”
“玩什么呐？”凌洁问。
“打麻将呗！”
“我不会打麻将。陶芳，咱们回去吧。”凌洁毕竟年幼，心里有点害怕：“我走的时候没打招呼，太晩了回去，我爸妈着急！”
“哎，着什么急呀？怎么着也得玩会儿吧？哪能就这么回去了呢？就玩一会儿，完了我们一起回来，保证把你安全送到家！”侯登榜、郑文西巧舌如簧，殷情地劝着。
这时正好有辆面的驶来，杨红伸手拦住了车，还没容陶芳、凌洁再说什么，就被他们稀里糊涂、连拉带推地弄上了车。
司机问：“去哪儿？”
侯登榜凶巴巴地说：“你就顺这道儿往前开，到地方自然会告诉你的。”
面包车载着5个男女疾速地朝东北方向开去，陶芳去过首都机场，看到车窗外依稀可辨的道路和景物，她猜想大概是朝机场方向去。
路越来越黑，后来连路灯都不见了，好像来到了郊区。凌洁心里害怕极了，直问侯登榜去哪儿，侯不答话，问急了，才没好气地说：“急什么？马上就到了！”
大约行驶了半小时的光景，随着一阵剧烈的颠簸，面包车终于在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。
侯登榜说：“到啦！”几个人先后下了车，从一个小门走进去，陶芳才发现这是一个小四合院，就是郊区农民自建的那种简易四合院，坐南朝北。院里一片漆黑，只有三间南房还亮着灯光。
侯登榜在前面走，陶芳凌洁就跟着，走进了三间南房中间的一间，一进门，陶芳她们看到这屋子里已经坐着四个人，两男两女。看到侯登榜进来，他们也没理会，照常聊天。
侯也没有向陶芳介绍这四个人。只是朝他们神秘地点点头，便让陶芳坐在地上和他们打麻将。
陶芳看着地下脏兮兮的，那四个男女她也不认识，便说：“不想玩了！”凌洁也说：“都快11点了，咱们快回家吧！一会连出租车都打不到了。”
这时，屋子里原先坐的四个人中有个大个子突然站了起来，像泼皮骂街似的：“摆什么臭小姐的架子，来了就想走？不陪老子玩够，就别想出这个门！”
那两个女的也帮腔：“是啊，哪有你们这样不懂事的！来了就走？你们可千万别惹鳄鱼生气！把他惹急了，可够你们受的！”
两个少女一听就傻眼了，直到此时她们才开始有察觉：她们来到了一个不该来的地方。
这时，那个叫“鳄鱼”的大个子朝陶芳努了努嘴：“去那边一下！”便把陶芳带进了东边的屋子里。
侯登榜和杨红正站在那儿嘀咕什么，外面屋子里那两个女的也跟了进来，随手关上了门，把凌洁、郑文西和另一个男的隔在了外面。
陶芳正在犹疑之际，只见鳄鱼突然伸着粗壮的大手，对着她的后背猛击一掌，文静纤弱的娇小姐哪经得住彪形大汉这样的粗鲁，一个踉跄就摔倒在地上。
“侯登榜，你们要干什么？”陶芳杏眼圆睁。
“干什么？哈哈哈……干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！”侯登榜一阵狞笑，“鳄鱼，愣着干什么，还不快把她绑起来！”
“鳄鱼”拿起早已准备好的一根绿色尼龙绳，绑起了陶芳的双手，陶芳拼命挣扎，嘴咬脚踢。旁边那两个女的见状也一拥而上，按住陶芳的手脚。
陶芳大声叫骂，原先站在一边冷眼观看的杨红气急败坏，上前使劲地猛踢陶芳的大腿和腹部，又踩住她乱动的脚，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破布塞进了她的嘴里，又贴上了一层胶皮封条。
陶芳手脚被捆，又说不出话，瘫倒在墙根，呼呼地喘着粗气。
与此同时，在外间的凌洁已吓得不知所措，呆了一会儿，东屋的门开了，只见鳄鱼气势汹汹走了进来，手里拿了一根尼龙绳子，这时侯登榜、郑文西也一拥而上，凌洁还没有来得及作出任何反抗，就被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，嘴上也被贴上了封条。
两个无辜的少女就这样落入了魔掌。她们瞪大了惊恐的眼睛，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。
从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出，这完全是一起有预谋、有组织的、精心策划的绑架案。那么，这几个穷凶极恶的歹徒为什么要劫持和绑架两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呢？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就不得不从这几个歹徒的身世说起。
其实，天真善良的陶芳小姐做梦也没有想到，那个甜言蜜语、善于恭维女孩子的侯登榜以及杨红、郑文西之类，早就是一群作奸犯科、劣迹昭彰的带有黑社会流氓性质的犯罪团伙，陶芳、凌洁落入他们的魔掌，无异于羔羊落入了虎狼之窝。
侯登榜，23岁，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工人家庭。应该说，他的父母和兄长虽然地位并不显赫，却都是本分之人。
可是，大概由于他是家中老幺的缘故，父母对他宠溺有加，使这个宝贝儿子自幼就养成了骄横暴戾、冥顽不化的性格。
他不思上进，书根本读不进去，初中仅上到二年级就辍学在家，成天和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鬼混，吃喝嫖赌，无恶不作。
年，他曾因非法携带枪支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5天。其实，携带枪支只是他诸多罪恶中在当时仅被发现的一项，而此时的他早就是一个杀人越货、负债累累的犯罪分子了。
俗话说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，就在侯登榜频频作案，混迹于流氓恶势力之中的时候，在一个偶然的场合，他认识了杨红。
这是个年仅18岁的女人。如果我们按照“女人”这个概念来看待她的话，她应该属于那种被上帝恩宠的女人，因为造物主赋予了她一个相当靓丽的容貌。
18岁，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年龄，与她同龄的绝大多数姑娘，或者正处于孜孜求学，为考上一所名牌大学而攻读的日子；或者正在工厂里、职业学校中、大饭店里辛勤的工作和学习；或者是商场中的售货员、文静美丽的导游小姐、英姿飒爽的女战士……
而这位漂亮的杨红小姐，却与她的同龄人大相径庭。她的人生历史虽然短暂，却过早地写下了斑斑劣迹。
她出生在黑龙江省一个工人家庭。在她7岁的那年，父母离异了。
家庭破裂当然是人生中的一大不幸。对于意志坚强、沉着冷静的女孩子来说，父母离异或许是促使自己走向成熟的契机。而对于杨红而言，家庭的变故，却使她一下子堕入迷茫、消沉的深渊。
生活中的空虚和无着，使她常和那些大男孩混在一起，吃喝玩乐，夜不归宿，从中寻求刺激。
年，她母亲跑到北京开了家个体食品店，不久，她也以当“临时工”为名，来到北京。北京虽大，就业机会也多，而对一无所长又不愿吃苦的女人来说，幸运是不会降临的。
为了生存、为了享乐，她做了小姐，赚了一笔钱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年7月4日晚，她正在交易之际，被公安干警当场抓获。“发财梦”破灭了，她被处以劳动教养一年，这时她刚满16岁。
在劳教所，她被检查出患有严重的性病，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，劳教所同意她“保外就医”。就在“保外就医”期间，她认识了比她大5岁的侯登榜，两人臭味相投，一拍即合，很快打得火热。
之后，侯登榜又给她介绍了郑文西，鳄鱼（真名鄂余）、朱刚、严寒、周红艳、时晓良、阳早、章利、陈健、汤帆、伊江等十几个歹徒，结成了犯罪团伙。
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严寒、周红艳这两个女流氓。出生于年的严寒，比杨红大一岁。她的父母都是北京某大工厂的工人，工作努力上进，都曾被评为厂级先进生产者。
可惜这对夫妇对他们任性的长女却失之于骄纵，使这个曾经表现优良的少女在贪欲和坏人的引诱下，渐渐步入歧途。
年，严寒从丰台某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市服务管理学校，年毕业后分到北京颇有名气的崇文门饭店任服务员。
饭店服务员的工资并不低，每月连同奖金，最多时可拿到多元，应该说，对于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女孩子来说，这样的收入并不菲薄。
但是，严寒却不知足，经不住五光十色和灯红酒绿的诱惑，开始把黑手伸向那些衣着华贵、一掷万金的外宾。
金表、金戒指、宝石项链、高档貂皮大衣等都相继被她掠入自己的住处……终于有一天，她的黑手被抓住了，全店哗然。
她受到了饭店所能给予的最高处分：除名。从此，她丢掉了工作，混迹于社会上。年初的一天，她认识了郑文西，很快堕入情网。是郑把她介绍给了侯登榜和杨红，从此她就正式“落草为寇”了。
23岁的周红艳，也是这个犯罪团伙的重要成员。这个女人颇有几分姿色，但好吃懒做、贪图享乐，注定了她的堕落。
她名义上是侯登榜的女朋友，很早就开始同居，从年3月份起，她的肚子里已怀上了侯的孩子，但侯对她绝不是专一的。
好色，是侯的天性，即使当着周的面，侯与别的女人发生关系，周也是置若罔闻，绝不敢说一个“不”字。这样一个可悲亦可怜的女人，却也被拖入了犯罪的深渊，干着伤天害地的勾当。
从年4月至年7月这一年多的时间内，这一伙罪犯在首都北京频频作案，大肆进行猖狂的、骇人听闻的抢劫杀人犯罪活动，抢得大量人民币、日元、美元以及彩色电视机、录相机、电冰箱、香烟、金银首饰、手表等物品。
年9月21日9时许，侯登榜、郑文西、时晓良、章利先后窜至北京朝阳区北小街、崇文区广渠门立交桥下，医院职工康潢（男，21岁）、马燕红（女，20岁）、四川省化学工业研究设计院刘波（男，25岁）、四川省成都光大旅游公司阳英（女，25岁）的人民币元、手表一块、金戒指一枚、金耳环一副及银项链一条。歹徒时晓良还持刀将康潢、刘波、阳英砍伤。
年2月27日21时许，侯登榜、鄂余、郑文西持刀窜至崇文区广渠门立交桥南侧，对北京市第二制药厂职工李国辉（男，时年21岁）进行抢劫，李奋力反抗，大声呼救，侯、鄂分别持刀猛刺李国辉右腹腹沟、臂部，李的股静脉被刺破，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。
年4月20日深夜，郑文西、朱刚、时晓良窜至东城区鼓楼外大街东侧滨河路处，持刀对中国海湾建设总公司职工梁西忠（男，39岁）、西城区药材公司干部李素荣进行抢劫。遭梁反抗，郑、朱二人持刀猛刺梁的胸部、腿部，致使梁西忠胸部被刺破，伤及心脏，造成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。
这一伙疯狂的歹徒，每次作案后都迅速逃离现场，给公安人员的侦破造成了极大的困难。而每一次侥幸的逃循，都给他们的犯罪冒险以更大的刺激。
正是在这种冒险心理和发财欲望的驱使下，他们酝酿了更大更险恶的阴谋：绑架陶芳，勒索钱财。
杨红是从侯登榜那里得知陶芳家境的。陶的母亲是某商行的经理，侯推测其定是“百万富婆”，而陶芳又是其父母的掌上明珠，抓住这个“宝贝疙瘩”，不愁榨不出一笔巨款。
杨红、侯登榜、郑文西、鄂余、朱刚、严寒、周红艳等人经过了精心的策划，制订了周密的绑架计划，连作案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。
为了找到一个理想的绑架、关押人质的场所，他们多次密谋、踩点，又一同来到远离市区、极为偏僻的酒仙桥安家楼村，租住了一处独立的农家小院。并确定由侯登榜利用与陶芳较为熟悉的关系，将陶诱出，挟持到秘密地点。
他们没有想到，事情竟是这样的顺利，陶芳竟是这样的容易上钩！
至于凌洁，则纯粹是陶芳偶然带来的，不在“计划”之内，但她的出现却丝毫不会影响原“计划”的进展。只是，虎口里又多了一只羊而已！
8月上旬，暑气还没有从京城消退，天气依然炎热难耐，而此时被捆住手脚、封住嘴巴的陶芳却吓得瑟瑟发抖。突然降临的灾难使她不知所措。
大约在她被捆绑10多分钟之后，随着门外一阵骚动，她意识到大概凌洁也被捆绑起来了。她心里涌起一股难言的内疚：真不该带凌洁来，是自己连累了凌洁！
正在自责之际，门开了，杨红，也就是那个被同伙们称作“红姐”的年轻女人走了进来。陶芳看到她的脸上露出得意和兴奋的神情，和刚才吃饭时的冷漠完全判若两人。
她款款地走到陶芳身旁，坐在一只小矮凳上，对斜躺在地上的陶芳说：“陶小姐，委屈你了，真是很对不起。我们这样做，也是迫不得已呵！我的朋友进去了，现在需要一大笔钱，而这笔钱只有你家才有。所以我和猴哥商量，管你母亲借50万元。我们只要20万，给你30万，你看怎么样？今晚上你好好考虑考虑。”
看着这个年龄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女人，陶芳觉得她像魔鬼，像妖婆。她说话的声音柔软，很好听，但陶芳听着浑身发麻！她不由得想起了过去电影中、电视剧中人质被绑架的情景，没想到自己竟成了生活中这真实一幕的主角。
就在这时，门“砰”地一声被撞开了，弱小的凌洁被反剪着双手推了进来。歹徒们把她们两人推倒在屋子的墙角下，让她们坐在地上。留下郑文西和朱刚看着，其余的人都出去了。
郑文西撕掉了封条，把她们嘴里塞的布抽出来，给每人嘴里塞了三粒药片后说：“这是安眠药，让你们吃了睡个好觉。”
开始时，郑和朱都不说话，两眼直直地瞪着陶芳和凌洁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觉得挺乏味的，便开始玩起牌来。
趁他们玩兴正浓，陶芳悄悄地对凌洁说：“他们想向我妈妈要50万块钱。跟你没关系。你什么也别说，不然他们打你！”
“陶芳姐，咱们怎么办呢？”陶芳压低嗓门说：“别急，咱俩瞅个机会跑！"
“别说话！再说，我抽你们！”听她们俩在嘀咕，郑文西大声喝斥。
她们不敢说话了。大概是安眠药起了作用，不一会儿，她们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
一觉醒来，已是8月7日早晨。歹徒们既不松开她们，也不让她们洗脸吃饭，整个上午，歹徒们进进出出，不知忙些什么。到吃中午饭时，仍不给她们饭吃，饿得两位少女饥肠碌碌。
大概是下午3点多钟，杨红露面了，她得意洋洋地打量着两个女孩子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喊了一句：“松绑！把饭端上来！”
郑文西就把两人的绳子解开，朱刚端上来两碗方便面。杨红故作亲切地说：“把你们饿坏了吧？快吃饭吧。吃完了，咱们再说别的。”
两个女孩的手被捆麻了，她们的双手连碗都端不稳，但真是饿极了，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一般把方便面连汤都喝了下去。
“好，饭吃完了，咱们该谈正事了。”杨红冷冷地说，“陶小姐，我们的意图，昨天晚上已经告诉你了，考虑了这么久，大概有个答案了吧？如果你和我们痛痛快快地合作，我们绝不会为难你，很快就会放你回家；但如果不愿意合作，那后果我不说恐怕你也明白。到那时，你可别怪我们不讲交情！”
陶芳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到底让我做什么，就说吧！”
“好，痛快！这样吧，你给你妈写封短信。我说，你写。”
杨红就随手拿来一个香烟盒，撕开了交给陶芳：“就在这上面写。”
杨红口述，陶芳用捆得发麻的手，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行字：妈妈：我现在急需50万元。要百元旧票，要在三天之内把钱准备好。三天之内呼我，否则命不保，千万准备好钱，千万别报案，要快，快把钱准备好。
写完之后，杨红就把纸条拿走了，随后又命郑文西、朱刚把她们重新捆了起来。
8月7日晚，这是人质被绑架后的第二个晚上。天已经黑了，屋里15瓦的灯泡发着昏暗惨淡的光，肮脏潮湿的水泥地板上遍地狼籍，一片污浊，加上便盆里发出的臭味，使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，令人恐怖，令人窒息。
晚上，歹徒们又没给她们饭吃，一天一夜每人只吃了一包方便面，俩人饿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。而歹徒们却在外屋用煤气灶炒菜，“滋滋”作响，扑鼻的香味一阵阵地飘进里屋来。
晚上8点多钟，歹徒们酒足饭饱了。他们抹着油亮的嘴唇，一起拥进了关押陶芳她们的“囚室”。
杨红右手握着一个白塑料管，左手叉着腰，歪斜着脑袋，活像电影中的女特务，只见她神色怪异地盯着陶芳，吓得陶芳一阵阵地发抖。
这天夜里，歹徒们祸害了两名少女。
8月8日上午，杨红进来，把陶芳的双手松开了，给了她和凌洁每人一碗稀饭。饭后，杨红命陶芳再写一封短信，信中内容与头天下午写的一模一样。
写毕，杨红问陶芳：“你家里现在有人吗？”
“我妈妈全天在商行上班。我爸爸下午四五点钟上班，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下班。”
“那好吧，现在我要借你家的钥匙用一下！”
杨红说罢从陶芳的坤包里翻出了一串钥匙，朝陶芳亮了亮，还得意地甩出了一阵响声，随即又下令：“郑文西，把她俩还给我捆起来，捆结实，别让她们跑了。”
郑文西、侯登榜一起动手，分别把陶芳、凌洁捆上，让她俩背靠背坐着，又找来一根粗绳子，从中间牢牢地捆死。之后，几个歹徒就到院子里去了。
杨红给大家作了分工。她本人和侯登榜、郑文西、朱刚四人去陶芳家中，留下严寒、“鳄鱼”和周红艳看守两名人质。
话分两头。且说杨红四人打了一辆出租车，直奔位于东城区某胡同的陶芳家中。
陶家住的是一个独立的四合院，歹徒们到达时是上午10点多钟，院内静悄悄的。侯登榜先去敲门，没有答应，杨红就掏出钥匙打开了大门，留下郑文西在门口望风，三个歹徒溜进陶家，翻箱倒柜找东西。
陶家的确是个殷实之家，这从室内的陈设、装潢和电气化程度可以看出。但歹徒们并不想拿东西，彩电、音响虽好，可目标太大，他们只想找钱，结果翻遍了抽屉，只翻到百元大票5张。
时间紧迫，歹徒们不敢久留，就随手掠走了一枚戒指、一台单放机、一台CD机和四个CD盘，外加吹风机、望远镜、化妆品、BP机发票以及陶芳的户口本等物品。
随即仓皇逃离，打车跑了已有两公里，杨红才突然想起了一件大事，今天来主要是送陶芳写给她母亲那封信的，不想慌忙之中却把正事给忘了。于是命司机倒车，又回到陶家门口，侯登榜下车把陶芳的信放到陶家的写字台上。
再说杨红等人走后，屋里只剩下严寒、鄂余、周红艳三人。呆了会儿，鄂余到另一间房子里做方便面，孕妇周红艳在中间房休息，只有严寒看着陶芳、凌洁。
严好像也很疲劳，她靠在椅子上，背朝着她俩，正在打盹。趁此机会，陶芳和凌洁相互悄悄地把对方手上的绳索解开了。
严寒毫无察觉，她俩从地上爬起来，陶芳顺手从窗台上拿起一把匕首，凌洁则一把揪住严寒的头发，猝不及防地严寒吓了一大跳，本能地大叫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"
喊声惊动了鄂余和周红艳，两人飞快跑了进来。鄂伸手去抓陶芳，陶芳手中的匕首就势一挥，把鄂的手划了一个大口子，鲜血直流，鄂气急败坏，仗着膀大腰圆，像饿虎扑食一般，一下子把陶芳扑倒在地，与此同时，周红艳和严寒也把凌洁压在了地上。
严寒怒气冲冲地爬了起来，拿着一把尖刀，照准陶芳的大腿连扎了三刀，顿时鲜血淋漓，那边，周红艳也恶狠狠地抽了凌洁几个嘴巴。接着他们把二人重新绑起来，堵上嘴巴，三个歹徒轮流用高跟鞋、塑料皮管毒打她们，直到打累了才停手。
中午时分，杨红、侯登榜等人回来了。鄂余迫不及待地对杨红说：“她们俩想逃跑，把我的手给扎了！”
严寒说：“还把刀架在我脖子上。”
杨红听说后，眼里似乎要冒火，脸色阴沉可怕，她一句话没说，轻轻地走到陶芳身边。杨红脱下自己脚上的鞋，歇斯底里抽打陶芳，边打边叫：“我让你跑！我让你跑！你还跑不跑啦！”
那边，孱弱的凌洁也被歹徒肆意毒打，打得两位少女在地上扭曲成一团。为了掩盖叫骂和毒打声，他们把屋子里的录音机开到最大量。两个少女被折磨得死去活来。至此，备受摧残的少女已经神志模糊。
8月8日下午两时，正在为女儿突然失踪而忧心如焚的北京某商行经理张春兰，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子的“你女儿现在在我们手中，请你凑齐50万元，三天内来赎人。不许报警，否则，你将永远见不到女儿！”
“请问你是谁？”
“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3天内必须凑齐50万元，记住，只有3天！”
“要钱可以，只求你们千万不要伤着我女儿！”张春兰在电话中几乎哭出声来。
“放心，只要交钱，我们不会动她一根汗毛！”
“那好。我怎么和你联系？”
“到时候我们会呼你。你若找我们，可以传呼你女儿的呼机。”说罢，就挂上了电话。
这个神秘的电话正是杨红打的，罪犯终于露头了。
张春兰心里着急，早已没有一点上班的心思，匆匆忙忙往家赶。打开家门一看，发现家中遍地狼藉，许多物品被盗，又看到了罪犯留在桌上的勒索信。
这位很有主见又懂得一些法律知识的商行女老板，没有理睬歹徒的威胁，立即到派出所报了案。
东城公安分局领导十分重视这起特大绑架勒索案。局领导和刑警大队的侦察员们认真分析了案情，一致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、敲诈数目巨大、性质极为恶劣的绑架勒索案，在首都北京发生这样的重案，说明犯罪分子的气焰多么嚣张！
必须坚决打掉这个犯罪团伙。
局领导确定刑警大队副大队长、智勇双全的侦察员王岩负责指挥侦破此案。
在王岩的指挥下，刑警一队干警迅速展开了紧张周密的侦察工作，一方面集中力量全面调查陶芳的接触人和陶家的社会关系，一方面让张春兰与案犯不间断地保持联系，并布置专线电话局控制、确认并锁定罪犯使用的电话位置和号码。
8月9日下午和晚上，陶芳的母亲张春兰多次寻呼杨红，一直没有接到回话，据分析可能是罪犯担心公安人员的布控，尽量少回电话。
直到很晚才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杨红复机的，张春兰对她说：“钱已准备好了，但我必须听到陶芳的声音，证明她还活着才能付钱。”
杨红道：“可以考虑你的要求，具体什么时间再通电话，我呼你。”
当天晚上，杨红和侯登榜商量，用微型录音机对陶芳讲话进行录音，准备次日在电话中放给张春兰听。
8月10日上午8点多钟，杨红带上微型录音机，在一个公用电话亭给张春兰拔通了电话。可能是录音效果不好，也可能是电话传导不好，张春兰根本没有听清女儿的声音。
于是，她固执地对杨红说：“我必须和我女儿直接通话，哪怕说一句话也行，否则我不能给钱。”
杨红、侯登榜等人无奈，又回到住地，眼看事情就要成了，不让陶芳和她母亲通话，就拿不到钱，就会前功尽弃、功亏一篑，郑文西说：“就让陶芳去和她妈说句话呗！说句话她又不会飞了！”
于是，歹徒们商定，押着陶芳去打电话。
杨红来到关押陶芳和凌洁的西屋，对陶芳说：“跟你妈联系好了，她已经准备好了50万元，但要亲耳听到你的声音才能交钱，我们决定带你去给你妈打个电话，你要好好配合。”
杨红、严寒、朱刚架着陶芳走了很远一段路，来到公路边的一个小卖部，这里有公用电话。
杨红拨通了张春兰的“现在你女儿和你通话，说话时间不能超过一分钟。”
然后，她用手捂住话简，对陶芳说：“你说你挺好的。问你妈想不想你，若想你就赶快把钱准备好。”
陶芳接过话筒，泣不成声地说：“妈妈，你想看见我吗？想看见我就赶快准备好钱救我来……”
这时，陶芳看到杨红一个劲地瞪她，马上又接了一句：“我和凌洁在一起，红姐对我们挺好的……”
杨红一听就急了，一把夺过话筒：“不能说了，超过一分钟了。别信你女儿的，凌洁根本没跟我们在一起。你已经和你女儿通话了，我们说话算数，希望你也不要食言，要是骗我们，这辈子别想再见到你女儿。”
她气势汹汹地说着，猛地扣上了电话。回到关押地后，杨红劈头盖脸给了陶芳几个耳光：“你找死啊！谁让你在电话里提凌洁的？谁让你提红姐？”
打完后，就让侯登榜、朱刚他们把陶芳、凌洁又绑了起来。这天下午，几个歹徒一直是鬼鬼祟祟，好像在紧张地密谋着什么。
下午4时，杨红给张春兰打来电话，要她下午五点半在公主坟城乡贸易中心南门外见面交款。
东城公安分局刑警一队的刑警紧急出动，迅速赶到现场蹲守。然而时针已经指向6时，仍不见案犯的踪影。
等到6时半，案犯急呼张春兰，称交款地点改在崇文门饭店，时间是7点，只有半个小时了，刑警们又急奔崇文门饭店蹲守，但案犯又没露面。干警们又扑了个空，十分焦急。
晚上8点，张春兰又接到案犯的寻呼，她用“大哥大”回了电话，是侯登榜接的。侯让张八点半赶到大北窑交钱。
时间紧迫，而且堵车，张也担心罪犯们再使“金蝉脱壳”之计。让警察扑空，便谎称心脏病犯了，不能按时赶到，问能不能改个时间？
侯登榜态度蛮横地回答：“不能改！”便把电话挂断了。
其实，此时侯、杨二人正在崇文门附近。虽然他们并没有发现蹲守的便衣，但还是多了一个心眼。
临来时，他们兵分两路，侯、杨到崇文门，朱刚、郑文西去大北窑。按计划，去公主坟城乡贸易中心是放烟幕弹，去崇文门饭店是第二方案，去大北窑是第三方案，侯、杨二人毕竟作贼心虚，心想万一真有警察伏击，将朱、郑二人扣住，他们还可以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。由此也可足见二犯的阴险、虚伪和歹毒。
回绝张春兰的电话后，侯、杨二人打出租车去大北窑，接上朱刚、郑文西，又一起返回酒仙桥。
此时时针已指向9点，侯登榜一伙正在行驶的出租车上，突然，杨红腰间的寻呼机又急促地响了起来，是张春兰打来的。
车子在酒仙桥停下后，杨红立即给张回电话，张问：现在到哪里交款？
杨红没好气地说：“这事今天算了，太晚了，明天再说吧。”
张带着哭腔说：“不行，我想马上见到孩子。今天一定要交钱接人。”
两人在电话中纠缠了好一会儿，最后杨红沉吟了一会儿说：“那好吧，今晚11点半，地点在朗家园一路公共汽车站。”
“好，一言为定，不见不散。”张春兰放下了电话。
原来她是按照刑警的要求做的，因为根据分析，今天已是两名人质被绑架的第4天，如果再不解救出来，将面临更大的危险。于是，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刑警，果断作出了主动寻呼的决定，
杨红、侯登榜回到住地。杨红满头大汗，脸色阴沉、苍白，她喝了一口水，对严寒和鄂余说：“待会儿还要出去！”
之后，她吩咐侯登榜和朱刚把陶芳、凌洁双手双脚都反绑过来，脚上的绳子和脖子上的绳子又拴在了一起，人整个儿成了弓形，躺倒在地上，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。
接着，又把她们两人的绳子联在了一起，从中间穿过一个粗木棒，侯登榜示范说，如果要杀她们，就从中间抬起来，勒在两人脖子上的绳子就会因两人的体重下坠勒紧，顷刻之间她们就会窒息而死。
歹徒们又重新分工，杨红说她亲自去接钱，侯登榜让严寒和郑文西跟着去，他自己和朱刚、鄂余、周红艳留下看守人质。
他们商定了通报情况的暗号，如果呼机显示“”，表示一切平安；如果显示“”，就立即把人质杀死；如果显示“”，就是已经拿到钱正在返回。
杨红说：如果夜12点半之前既没有寻呼，又不见我们回来，就该杀的杀，该埋的埋，事后你们也赶快逃吧！
此刻，时针已经指向夜11点，杨红吸完了最后一口烟，把烟蒂狠劲地扔在地上，又用脚蹭了蹭，俨然一副电影中常见的女土匪司令那样的派头，只见她把手朝严、郑二人一挥：“时候不早了，咱们走！”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门。
三个人走得急匆匆的，很快消失在夜幕之中。
与此同时，一辆夏利出租车正疾速地行驶在京郊的公路上。刺眼的光柱划破夏夜的夜空，万籁俱寂的田野掠过一阵令人心颤的轰鸣。
出租车司机的右侧坐着瘦长脸郑文西。他的脸色因紧张和害怕愈显得阴森可怕，右手插在裤兜里，手上紧紧地握着一把锋利的匕首，随时准备应付突然出现的不测。
后排座上坐着“女魔王”杨红和“女煞星”严寒。她们从一上车就缄口不语。两个人都闭着眼睛，仿佛昏昏欲睡。
其实，此时此刻，她们哪里有半点睡意！特别是杨红，心里更是十五只吊桶打水：七上八下！
她暗自思恃：此行吉凶如何呢？陶芳妈真的是那样听从摆布吗？真是那样值得信任吗？万一她报警了呢？
可转念一想：不会的吧？她的女儿还在我们手上呢？除非她……
他一路上就这样胡思乱想，随着一阵轻微的刹车声，汽车缓缓地滑了一段路，就稳稳地停在了路边，司机说：“到了！”
趁郑文西和司机说话的当儿，杨红环视了一下车窗外，她认出这是针织路正对朗家园的路口。
白天这里人声鼎沸、车水马龙，此时此刻早已是行人寥寥，只有高高的路灯发出明亮的灯光，把这里照得如同白昼。路边还有一个简易售货亭也亮着灯光，似乎在招揽着午夜最后的顾客。
杨红让出租车停在原地不要离开，郑文西和严寒也不要下车，她的本意是一旦接到钱后就立即驱车逃遁。
杨红提着坤包下了车，尽管她心里忐忑不安，脸上却作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态，还装模作样地在车门口伸了个懒腰，做出长时间坐车后活动腰肢的动作，趁此机会，她把周围的环境再次打量了一番，一眼就瞟见了一路公共汽车朗家园站的站牌下，站着一位中年妇女，手中抱着个黑提包，正焦急地东张西望。
这个妇女的周围空无一人，杨红确信没有任何跟踪和伏击，“砰砰”作跳的心才踏实了不少。
她走过马路，不慌不忙地走到售货亭旁，买了一包香烟，从中抽出一支点燃，深深地吸了一大口，然后才漫不经心地朝公共汽车站走去。
这个款款而来的陌生年轻女子，同时引起了陶芳母亲张春兰的注意，她判断这很可能是绑架团伙派来接钱的人，但为了不致冒失，她镇静了一下情绪，没有主动搭讪，看对方如何反应。
只见那女子走进站廊后并不答话，甚至没有正眼看自己一眼。陶母打量了这位看上去挺俊俏的姑娘，她的穿着打扮都很不俗，右肩上随意地挎着一个精致的坤包，长长的披肩发更给她增添了几分妩媚和亮丽。她的风度，差点使张春兰动摇了自己的判断。
就在张春兰思虑之际，身边这个年轻女人说话了，她目不斜视，似乎在和另一个人说话，声调阴冷而低沉：“你是陶芳的母亲吗？”
“是，我就是陶芳的母亲！”
“钱带来了吗？”她仍目不斜视。
“带来了！”
这时，神秘的女子才转过脸来：“好，我是来接钱的。你跟我走吧！”
说完，她头也不回地沿原路向回走，张春兰只得赶紧抱着黑提包，跟在她的后面。
过了马路，走了不到20米，张春兰就看见了路边的出租车。杨红既不回头，也不说话，走到车前，她拉开了右后车门，头朝张春兰一摆，以命令的口吻说；“上车吧！”
张一愣：“上车干嘛？去哪儿？”
“别啰嗦，上车里说！”
“我可以把钱给你，但不能上车！”张春兰坚持己见，就是不上车。
这时，杨红急了，刚才那温文尔雅的淑女形象顿时荡然无存，她一把揪住张春兰就往车里推。嘴里还大叫：“严寒、郑文西还不快来帮忙，把她给我弄进去！”
郑、严二人闻声而下，扑向势单力薄的张春兰。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，早已在此设伏的刑警队员如神兵从天而降，迅速将3名罪犯包围起来，怒吼声响彻夜空：“不许动！”
刚刚还张牙舞爪的杨红顿时呆若木鸡，只有郑文西狗急跳墙，一看情况不妙，返身窜回车上，威逼司机开车逃窜。
谁知那司机早吓得魄飞魂散，哆哆嗦嗦地连电门都打不着。刑警队员见郑负隅顽抗，不由分说，一把将他从车内拖出来，像死狗一样摔在地上。
慑于我刑警人员的威严和凌厉的攻势，罪犯心理防线顷刻崩溃，表示带领刑警立即前往酒仙桥解救人质。
此时即将12点，已临近罪犯约定的杀死人质的最后时间，迫在眉睫，刻不容缓。警车加大油门，风驰电掣般地向北驶去。
在酒仙桥罪犯驻地，侯登榜等人眼看时针越过了12点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坐立不安。
侯眼睛死死地盯着传呼机，可是没有半点声息。他预感到凶多吉少，便跑到院子里把一口深水井的井盖打开，准备将人质杀死后抛尸井内。
12时20分，侯登榜走进屋来，对负责看守的朱刚说：“井盖弄好了。我看杨红那边的情况不妙，咱们动手吧！”
朱说：“你别管了，我动手，你们过5分钟进来收尸！”
侯登榜出去了，朱刚便动手把绳索打上死结，分别套上陶芳和凌洁的脖子，把粗木棒别了进去……
千钧一发之际，只听门外传来一阵汽车的轰鸣，紧接着就是一阵急促而纷乱的脚步声，随着剧烈的撞门声，王岩、张振宁、朱建军等8名刑警队员破门而入，冲进院内。
侯登榜、鄂余、朱刚见状大惊，纷纷操起凶器，企图反抗，可哪是我武艺高强的侦察员的对手，仅一两个回合，这伙疯狂至极的绑匪就被打翻在地。
刑警们又冲进西侧小屋，将早已奄奄一息的两位少女抬上警车，医院抢救。
至此，这起持续5天、令人震惊的特大绑票案终于破获，七名罪犯无一漏网。此后，该犯罪团伙其他参加过抢劫杀人的犯罪分子也相继落入法网。在京城猖獗一时的这个犯罪团伙终于土崩瓦解，陷入灭顶之灾。
年12月23日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，对犯有绑架勒索罪、故意杀人罪、抢劫罪的杨红、侯登榜、郑文西、鄂余、严寒5名罪犯判处死刑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对犯有绑架勒索罪、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的朱刚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（犯罪时不满18周岁，酌以从轻）；对犯有故意杀人罪、绑架勒索罪的周红艳判处无期徒刑（周犯犯罪时已怀孕，开庭时正值哺乳期，酌以从轻）。
这个抢劫杀人犯罪团伙的其他罪犯也分别被判处死缓、无期和有期徒刑。
